第275章 1986（2/2）
当日，《明报》便请示总编，是不是要发出这个大新闻。总编潘越生觉得事情重大，又去浅水湾找到《明报》创始人查良庸。
查良庸前不久刚给聂伟平写了信：“聂老师，你靠一把扇子，一把桥牌，群挑日本超一流高手，将他们打得回国，实在是一人独守华山击败全武林一样的壮举……恳请你收我为弟子，我在小说里面把你写成大高手！”
还没等到聂伟平的回信呢，却看到了这个。
又是余切！余切写的红色谍战小说！
查良庸虽然搞政治不行，却懂一些政治。他凭借华人世界武侠宗师的身份，在两岸三地都是座上宾。他当即喃喃道：“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我知道了……”
《潜伏》这套书，查良庸也看过。余切，查良庸也对话过。没有想到，他竟然用这种方式离奇的打破障碍。
真像是温瑞安说的那样了：“戚少商一人一剑一马，于万军从中逃离追捕——你以为他是丧家之犬，不，那些人才是丧家之犬！”
略作思考后，查良庸道：“发吧，有什么事情让我来出面。”
《明报》当即拟了个《余则成已登机》的标题！文章一发出，立刻引起了其他报刊的转载。《星岛日报》上面，把这个事情形容为《特工窃书案》，认为是一次文化冲破藩篱的典型案例；《新晚报》则派出了记者到宝岛探访，发现《潜伏》这本书的连载版早已经到处都是，只是没有单行册。
他们猜测两位特工正是为了单行册才来的港地，因为单行册有另一部分结局……连载版里面，余则成离开大陆之后，下一页就是几十年后的归来，而传言在单行册里面，多写了一些余则成在港地的经历。
特地到咱这儿来买单行册，不就是为了知道结局嘛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事情越来越接近真相。
一些在各地都有线人的港媒表示，根据线人传来的消息，前两个月，《潜伏》连载版问世时，当地忽然不允许提到任何有关于余切的小说，尽管民间已经流传的到处都是，但单位人员却决不许公开阅读，一旦查获，轻则批评，重则以撤职处理；两个月后，又忽然极力推荐看《潜伏》小说，使得该小说在短时间内经历两级反转。
也就是说，这一小说正在从“房间里面看不见的大象”，走入到阳光下面。
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激动极了，将这件事情写成短篇通讯稿发到《东方日报》上面。此时，他的小说本来已经在宝岛《时报周刊》上进行连载，因为这一件事情，当局撤下了他的稿子，使他重新回到了查无此人的状态。但温瑞安一点儿也不在乎，反而在自己与朋友的来信中道：
“不要担心我！我的小说已经在多个地方出版！再也不用受没钱的酸臭气！”
“查良庸这个人在武侠小说上，已经写到了头，他自然就转而对政治上产生了抱负，然而，他有时又显得十分天真，在九龙城寨的处理上，他让我极其失望……但这一次他抛开一切，却真的做了大好事！”
温瑞安激动道：“我忽然觉得有种浪潮要来了！在人类的历史中，一些伟大的事情有时并不是深思熟虑，由许多人来按部就班推动的，相反，它往往是一两个人凭个人意志，在巧合中强行翻转来的！”
朋友劝说温瑞安：“现在事情还不算明朗，你更要惜身。”
温瑞安当即道：“戚少商纵马的路上，半个武林的豪杰都为了救他而死，我虽然认识戚少商，但我不配是戚少商。我只是个会罗汉拳的马来西亚华人好汉！难道也要为他而死吗？沮丧吗？我不沮丧！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相信我将死得其所！”
这一问答的发出，顿时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先引爆了潜流涌动的两岸三地文坛。此时的温瑞安，已不再是前两年那个四处逃亡的穷酸作家，在写出《逆水寒》这一热门书籍之后，温瑞安成为华人武侠小说世界的新武侠大师。
他的小说太受欢迎，在泰国、在新加坡、在马来西亚多地都有出版。他的小说被多家电视台和电影公司选中，改编为影视作品。
换言之，温瑞安已经是个极有影响力的人物。
他这一发言，激励了许多原先想要交流的文坛名流。
港地中文大学的教授高琨向自己的学生道：“我们的确要加强交流，把一切都放在阳光底下进行！我们不是老鼠，不仅文坛要交流，科技界也要交流，要一步一步把双方的联系实际化！”
宝岛那边有个叫李傲的作家，做节目时道：“小说是很公平的，只要认识两个字，我就可以看。你不能说只能你看，不许我看，或者我要偷偷的看。我受够这种日子！今天我要广而告之，大肆宣扬，我在看余切写的小说，我喜欢余则成。”
“当然，你要问我是不是喜欢李涯？我其实也是一半喜欢的，但他太蠢，简直蠢得无可救药，我就不那么喜欢了。”
好吧，这都是些狂人！
温瑞安从少年起就开始坐牢，到处逃亡，李傲更是坐牢坐出了很大的名声。高琨，他是理工科的堂堂大学教授，自然也敢“大放厥词”。
其他人却不是这样了。
宝岛当地的诗人余光钟朝大陆的《星星》书刊寄了一封文学杂谈，试探性的提到了“余切”这个人。彼时，任何信件要飞过海峡，都需要经过核查，这一封信是他试探态度的一个契子。
是的，一个契子。
就像是余光钟回信给流沙河的那些信件一样，其实全都被事先核查过。
余光钟还是怕出事儿，他召集来那些想要和余切有对话的作家，这些人是林清轩、李傲等人。他们共同在信上面签了名字，寄到海的另外一头。
“我们渴望交流文学。”
信寄得格外久，原本这一封信需要两周，最多一个月，而实际上却了快两个月。
等待的时间格外难捱，余光钟常常感觉，自己下一秒就要被否定，然后来一个“此路不通”的委婉说辞，说不定还要被扣下来。这一段时间，他简直写不出一首诗，一个字。
新年的钟声敲响，有人来告诉他：余光钟，你不是要寄信去《星星》诗刊吗？
寄得怎么样了？余光钟忍不住问。
已经寄去大陆的《星星》诗刊了！那人说。
1986年1月1号，元旦节，这一信件被告知已经寄到，这是被历史记住的一天。因为寄信的时间发生在85年的12月份，它后来被公认为这一年文化界最大的事情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