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七章 以法议仁（2/2）

“扶苏公子？进来坐，何事？”朱明招呼道。

扶苏走进来，先是依足礼节对朱元璋和朱明、徐达微微躬身，然后才沉吟著开口：“方才无意听闻诸位谈论工巧之术，然在下心中所惑，仍在於政道。近日思及大秦旧事，以及那日朱先生所言父皇苦心…心中矛盾更甚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眼神真诚而迷茫：“大秦以法家立国，律法严苛，赏罚分明，故能扫灭六国，一统天下。然则，严刑峻法，似乎终非长治久安之道，百姓恐难真心归附。子曰：『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』是否…是否唯有行仁政，施德教，方为治国正途？如同周一般，行分封，广施仁德，方能享国长久？”

又是这套儒家的理想主义。朱元璋和朱明对视一眼，都有些无奈，但又觉得有必要再给这钻牛角尖的公子哥上一课。

朱明想了想，率先开口，他从“民”的角度出发：“扶苏公子，你说百姓恐难真心归附？那我问你，对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、终日为温饱挣扎的普通农夫、工匠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”

扶苏思索道：“自是温饱安居。”

“没错！”朱明一拍手，“是公平！是秩序！是能让他们安心种地、做工，不用担心突然被贵族抢了土地、被恶吏讹诈、被盗匪劫掠的环境！严明的法度，恰恰能提供这种秩序！它或许冷酷，但它能最大程度地保证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』，能让弱者有一条申冤的途径，能遏制强者的为所欲为。这本身，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的『仁』吗？一种让绝大多数人能安稳活下去的『仁』？”

扶苏怔住了，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“法”的意义。

朱元璋接过话头，他的角度则带著帝王的冷酷和现实：“哼，仁政？德教？咱问你，若一地豪强兼併土地，欺男霸女，你是跟他讲仁政道德有用，还是派按察使拿著《大誥》、带著衙役直接抄家问斩有用？若边关將领拥兵自重，意图不轨，你是派个儒生去感化他有用，还是一道圣旨调兵平叛、明正典刑有用？”

他声音沉肃，带著不容置疑的力量：“治国不是请客吃饭！光讲仁德，底下全是阳奉阴违、贪赃枉法、蠢蠢欲动之辈，江山迟早要完蛋！法，就是悬在他们头顶的刀！让他们知道怕，知道规矩！这才是对安分守己的百姓最大的仁慈！”

朱明补充道：“扶苏公子，法治並非不要道德。而是说，道德是更高的要求，用来约束君子。而法律是底线，用来惩罚小人，保护所有人。一个国家，不能只靠道德感化，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作为保障。秦二世而亡，根源並非在於『以法治国』，而在於法度失衡，变成了暴政，再加上胡亥赵高的倒行逆施。若法度公正，执行有序，它反而是国家稳定的基石。”

一个从百姓生存的现实出发，一个从帝王统治的冷酷视角阐述。朱明和朱元璋的话，如同重锤，一次次敲击著扶苏固有的儒家观念。

他沉默著，眉头紧锁，反覆咀嚼著“秩序”、“公平”、“底线”、“保障”这些词语。他发现自己无法反驳。无论是朱明所描述的百姓渴求的安稳，还是朱元璋所强调的统治必需的威慑，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完全摒弃法治的空谈仁政，如同空中楼阁。

许久，扶苏才长长吁出一口气，眼神中的迷茫並未完全散去，却多了一丝明悟和沉重：“听君一席话…胜读十年书。扶苏…似乎有些懂了。法之为器，用之正则正，用之邪则邪。非法之过，乃人之过也。治国之道，或在於…德法並施，相辅相成？”

他的语气带著试探和不確定，但显然，那层纯粹理想化的儒家外壳，已经被现实敲开了一道裂缝。朱元璋和朱明相视一笑，知道这课没白上。